再说百团大战的历史意义与功过是非


  • 发布时间: 2015年10月12日
  • 发布者: 学生工作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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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,八路军在华北根据地民众的大力协同下,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破袭战役,史称百团大战。然而,关于75年前华北大地上这一场惊雷之战的评价,曾经几经风雨,几度变化。如今,穿越战争硝烟,拂去历史尘埃,回眸这场解放军军史上争议甚多、分歧甚大的大战,评说它的功过是非,是对历史的担当,更是对未来的负责。

回溯百团大战评价的风风雨雨

1940年至1941年,在百团大战期间及刚结束的一段时间内,对此战的评价并无非议。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于战后公布了战绩:在百团大战105天的过程中,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,毙伤日军20645人,伪军5155人,俘虏日军281人、伪军1.8万余人。而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000人的代价。这使得国民党方面散布的八路军“游而不击”的谎言不攻自破。消息传到延安,毛泽东立刻给彭德怀发电报,说:“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,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?”

但随之而来的华北形势恶化令高级领导人开始重新评价百团大战。1941年至1942年,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了五次“总力战”性质的“治安强化运动”。八路军(还有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)所抗击的敌军总兵力,由1940年的58%,上升至1941年的75%和1942年的63%,八路军的兵力则由1940年的40万下降至1941年的30.5万。根据地也大幅度缩小。凡此种种,造成对百团大战评价的改变。1943年1月,邓小平在太行分局会议的报告中对百团大战已持批评态度:百团大战使本区军事力量过于暴露,伤亡很大,元气不易恢复。当时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困难程度,今天已很难想象。1943年3月,彭德怀召开一个地方干部会议,与会者饿得坐都坐不稳,彭德怀只好请大家躺在炕上开会。到了党的“七大”,有了更严厉的指责。刘伯承当时发言说,百团大战是原则性的战略错误。

然而,之所以造成对这一战役的评价风起云涌,乃至发生根本性变化,还是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幻。随着该战役主要发起者和指挥者彭德怀政治上的沉浮,对百团大战评价也就褒贬不一。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,彭德怀遭受错误批判,新账旧账一起算,百团大战遂成为彭德怀与毛泽东“三分不合作”的重要罪状之一。说打百团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,是背着毛泽东的,是在抗战战略方针上反对毛主席,等等。在庐山会议后的几年,有的党史读物如果没有回避掉彭德怀的名字,就被定为“毒草”,更不要说客观评价百团大战了。“文革”期间,更上纲到什么“阶级投降主义”“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”“引起蒋介石搞了皖南事变”等荒诞无稽的恶毒攻击。

作为当事人,彭德怀在历次党内斗争中虽然承认百团大战的指挥上存在问题,但坚持总体上肯定百团大战。1974年11月29日,76岁的彭德怀被迫害致死。他生前多次对他的老警卫员景希珍说:“红卫兵都是年轻娃娃,他们不懂得历史,给他们讲清楚了,他们会明白的。百团大战当然也有不足的地方。但现在有人把这次战役说成是罪恶,这根本是不顾事实真相。打敌人罪在哪里?我看有的人是别有用心。不管它,功过是非,历史是最好的见证。”

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对百团大战的评价重新进入了一个正常的讨论时期。党史界对百团大战持肯定见解的人比较多了,相关史实也相继被澄清。

铭记百团大战的重大历史意义

百团大战的重大历史意义:

一方面,阻止了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步伐。1940年7月18日,英日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在东京签字。英国为全力对付德国,继续推行牺牲中国、对日妥协的政策。外援基本断绝,令中国抗战举步维艰。百团大战爆发时,正值日蒋谈判7月23日备忘录达成,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首脑级会谈拟于8月间在长沙举行。中共当时虽然还不知道日蒋谈判的具体情形,但已感觉到蒋方对日日益妥协的立场。在百团大战所激发的全国抗日声浪和高潮中,蒋介石不得不将对日妥协的行动停顿下来。8月下旬,日本首相近卫又写了亲笔信建议继续会谈,遭到蒋方拒绝。

另一方面,打击了日军的“囚笼政策”。1939年起出任华北日军总司令的多田骏主张所谓的“囚笼政策”,即以强化交通为手段,对晋冀豫根据地进行分割和封锁。刘伯承曾将之概括为“以铁路为柱,以公路为链,以碉堡为锁”。通过作战,我军在七个要害部位冲破敌军战线,撕碎了敌人的华北“囚笼”,打散了敌人的军事系统,在近50个县逼退了敌人。敌人不得不花费大力气整饬战线,填补残缺。1941年2月,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从第十一军(武汉)、第十三军(宁沪杭)各抽调一个师团增援华北,但战局仍无转机。迄1941年7月,敌在华北一直取战略守势。直到苏德战争爆发,日本军阀在南进(太平洋)战略的诱惑下始于华北转取攻势。

澄清百团大战的历史迷雾

第一个谜题,彭德怀是不是背着党中央发动了这次大战?

关于百团大战的战略预案在八路军总部决定后,彭德怀于7月22日给各区发出《战役预备命令》,同时上报了中央军委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《彭德怀传》对这件事有一个明确说法:“这封被注明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(指预备令)发到延安,立即被抄送到毛泽东、王稼祥、朱德、洛甫、王明、康生、陈云、邓子恢、任弼时和作战局。”这是有保存在档案馆的延安收文原件为证的。问题是,中央对百团大战的预备令有批复吗?最终下达百团大战命令时,彭德怀的确没有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。对此,彭德怀这样申述:“为防止敌人发觉,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,以便给敌伪更大的震动,大概比预定的时间提早了十天,故未等到军委批准便提早发起了战斗。”而且,在百团大战的指挥者们看来,打破袭战是再经常不过了。如聂荣臻所说:“破袭正太路,或者破袭平汉路,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。可以说,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,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。这样的作战计划,军委是不会反对的。”

第二个谜题,是百团大战导致了根据地的巨大困难吗?

不可否认的是,这是导致根据地在1941至1942陷入巨大困难的重要原因。百团大战是日军对中共在华北力量认识的重要转折点。受到百团大战强烈打击的侵华日军,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,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: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;制定“肃正建设三年计划”;加强对中共的情报工作;加强伪政权与武装;制造封锁沟、墙和千里无人区;利用伪新民会进行反共宣传;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“扫荡”。随着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,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活动日趋活跃。同时,蒋介石通过百团大战发现八路军发展之大之快,极为不满,心生嫉恨,所以给予八路军给养供应更少,也加剧了根据地困难。当然,仔细分析可以发现,百团大战只是造成根据地困难的原因之一。日军把作战重点转向解放区,并不是百团大战后才确定的。为了建立“大东亚共荣圈”,为了准备南进,日本就一定要加紧进攻解放区以巩固华北。同时,连年灾荒也是解放区出现严重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实事求是评析百团大战存在的问题

对这次战役功过是非的评说,孰是孰非,现在基本定论。但对这段历史的争议和研究,将会继续。实事求是评析百团大战战略战术,就不能否认其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,也正是这些问题造成了后来对其评价上的分歧。

问题一:百团大战在敌情判断上是有误的。从彭德怀发布的命令中可以看出,其判断是日军将向西安、重庆、昆明发动进攻。但实际上,在宜昌战役后,日军已采取战略守势。如7月23日的《大陆命令第四三九号》中即要求,确保“黄河、黄泛区、庐州、芜湖、杭州线以东地区”,在武汉方面的作战区域,“大体在安庆、信阳、宜昌、岳州、南昌之间”。虽然战时不可能获得完全准确的敌方情报,但对敌人主要战略行动判断得不对,结论下得过于轻率,无论如何是个比较大的失误。这也是彭德怀在晚年《自述》中认可的。

问题二:百团大战的发动,与八路军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不尽相符。百团大战实际上是集中八路军主力发动的战略性大规模进攻战役,这与早已确定为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”及“基本是游击战,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”有明显差异。这一战役的目标,如“较长期切断”正太线,“基本是以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”(7月23日命令);“彻底毁灭”正太线和同蒲线忻县至朔县段,使晋东南、晋察冀、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大后方完全“连成一片”(8月31日命令)等,脱离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,超过了八路军当时所具有的能力。超过实际能力的要求,结果造成了:一、原定参战兵力只有20多个团,而实际参战兵力超过100个团,声势过大,军事力量过于暴露;二、大部分战斗是攻击敌据守的车站、关隘、县城、据点、碉堡,这不仅超出了游击战范围,也超出了运动战范围,变为阵地攻坚战了。且为阻击敌方援军,不得不打一些艰苦的阵地防御战。

问题三:有一种意见认为,百团大战中我军以很大牺牲去进攻敌军阵地,虽然夺取了一些地方,但未能巩固,意义不大。这当然是一种表面性、片面性的认识。这是在敌人占领区进行的斗争,每一寸土地都是从敌人手中夺取的。在这种特殊战争样式下,不能设想只有我得而无敌争,也不能设想只有敌得而无我争;得而复失,失而复得,敌我双方都如此,如同我军四得五失涞源城。最后的巩固,就是最后胜利。如果只有具备了最后巩固的条件方才去得,那么在这以前该做些什么呢?所以,得失一次论是不符合敌后游击战争的逻辑的。同样,彭德怀下令以为能“较长期”截断正太线,及将根据地“连成一片”,也是违反敌后游击战争的逻辑的,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,也是有失妥当的。
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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